狭义的科举制度始自隋代。作为甄选文官而成立的考试制度，其甄选功能获得了很多学者的接纳。

然而，随着中央集权程度的强化，统治者的意志更加显著地通过登录考试内容、规定考试形式等方式展现出出来，其笼络和掌控人才的功能因此日益突显。有的学者甚至指出明清科举的人才甄选功能早已失去，不过是统治者欺骗与桎梏知识分子思想的工具而已。

而对于科举制度的甄选与掌控功能的了解，不会必要体现到对科举制度的评价上。在科举制度产生之前，中国古代先后经常出现过贵族世卿世禄、明经等文官甄选制度。以血缘关系为主要特点的世卿世禄制度完全几乎将个人的才能敌视在选官标准之外，甄选功能不得而知反映出来。汉代实施以引荐为主要特征的明经制度，其甄选功能否能有效地充分发挥，关键在于推荐者的素质和主观意愿。

至东汉后期，明经制度基本上为世族门阀所掌控，沦为他们榨取政治资本的最重要手段。因此，明经制度不仅无法甄选德才兼备的人才，也很难超过统治者所希望的掌控士人的目的。超越门阀世族对政治体制的独占，将政权向普通知识分子对外开放，甄选更好的普通士人转入官僚阶层，是隋代统治者成立狭义科举的想法，因此，科举制度是明经制度的反动。

甄选人才在历代科举中都获得了更为充份的展现出，科举名门者沦为唐宋以来文官的主体。自隋代进士科创办以来，普通士人获得了通过科举转入官僚队伍的机会。在唐代，科举的地位更进一步提高，科举及第者中既有才华横溢的文学家，又有卓越的政治人才等。宋代统治者通过强化科举的制度建设，为试题获取了一个比较公平的竞争环境，甄选了一批彪炳史册的栋梁之才，无论在人才的数量还是素质方面都相比之下多达隋唐时期，明人徐有贞在《七建类稿》卷十六中称之为：“宋有天下三百载有，视汉唐疆域之甚广不及，而人才之盛过之。

”及至明清时期，科举在国家政治与社会生活中的深远影响前所未有。作为明清科举考试的主要文体，八股文能更为全面地考查试题的儒学、经学、史学和文学知识水平，而一个人科学知识水平的强弱在相当大程度上反映着其智力水平的强弱，在一定程度上也能体现出有试题的道德水准。因此，从科场中脱颖而出的人才在明清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都充分发挥着中流砥柱的起到。

有的学者指出通过科举甄选人才的数量过于较少，并据此驳斥科举制度的甄选功能。我们指出甄选人才的数量并不是取决于科举甄选功能的最必要的标准，因为士人通过科举取得举人、进士功名，即意味著他们取得了候补文官的资格，由此可见，录取人数实质上是由整个统治集团所必须的文官数量来要求的。因此，录取人数无法作为体现科举甄选功能强劲与很弱的最重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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